有再多的寄托、再多的责任感，还是要落实到一个工业体系的标准化产品上。这是全球大片的一个标准化产品——打怪兽标准化产品。你只有完成好这个产品才有后头的寄托——无数的中国风。
张艺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导演，他遴选剧本的精准、用人的独到、对新技术的驾驭、对社会深刻的审视、对趋势敏锐的判断，更像是一位管理者甚至企业家的风范。所以，我们愿意拿出大幅版面与他进行一次心灵对话，让粉丝们从不同维度了解这样一位高手。
张艺谋为什么要拍《长城》？猜想很多，质疑也很多，甚至影片还没上映就有人指责张艺谋选择失误，说他就得拍《活着》《归来》。对此他说：“别人一骂，你就晕了，崩溃了，还谈什么自信？”
“终于轮到我们的怪兽威胁世界安全了”
问：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片子应该叫《饕餮》，为什么最后定了《长城》？
张艺谋：我也提过这个故事的名字像个纪录片，但老外说它是给全世界看的，《长城》是最好的名字，我相信他们的判断。
问：看完这个电影，眼前浮现的是信任、责任、热情、忠心4个关键词。这是你要表达的意思吗？
张艺谋：是这样，还要再加上牺牲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《长城》上表现的精神，通过打怪兽这样的一个故事传递出来。
问：如此看来，这个片子其实承担了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重任，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你的内心戏是什么？
张艺谋：我倒没有想太多，就是努力去做。有再多的寄托、再多的责任感，还是要落实到一个工业体系的标准化产品上。这是全球大片的一个标准化产品——打怪兽标准化产品，就是哥斯拉、大白鲨。你只有完成好这个产品才有后头的寄托——无数的中国风。你先得符合人家的游戏规则，观众喜欢这个标准大片了，文化也好，价值观也好，就都在其中了。有多少算多少，野心不要大。如果不想清楚这个事情，坦率地说你第一步就走差了，可能我都跟他们拜拜了。中美在制作体系上有很大的不同，在文化观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，只有求同存异才可以做到。
问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自己思考的慢慢渗透吧？你可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。
张艺谋：当然有了。比如影片中那段葬礼的戏（让英国合唱团唱刘邦的《大风歌》，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”……）美国人坚持要剪掉，说我们要加快节奏，要加快打饕餮的进程，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仪式。这不是他们对文化不尊重，而是标准制式上的问题，他认为这不符合游戏规则。
你要保留它就不能跟人争得面红脖子粗的，你不能光讲文化、精神、中国特色。我怎么说服他呢？比如放孔明灯那段，他们也是要剪掉的，但它与后面气球这个进攻性武器是怎么来的有关联，它属于火药发明的衍生产品。他们觉得“噢，那这个是跟情节有关的”。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很多，要锁定这个故事和情节上的合理性至关重要。
问：你拍的很多电影比如《红高粱》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都是早年通过文学刊物发现的，而《长城》属于老外的原创剧本，这个过程好像很不张艺谋。
张艺谋：你首先要看自己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，有没有兴趣。你愿意接，就不要去谈是谁的剧本、你喜欢不喜欢或有没有感兴趣。接了以后，你也不能说这个剧本不是我的，应该把它扔了，咱重写。既然接了，就要符合拍大片的工作流程。
问：前阵子王健林去好莱坞给他们上了一课，提到了好莱坞目前IP匮乏，比如一二三四这种续集太多。
张艺谋：都六七八九了，还不是一二三四。好故事不多是全球的问题。全世界每年上万部电影，我觉着好的电影，分类型的话都不多。每年我看上的文艺片可能是三两部，我看上的商业大电影可能也是一两部，大部分都是垫底的。美国要赚全球的钱嘛，他们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才开发的《长城》，一定是这样子。
问：如果《长城》这个IP成为系列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？
张艺谋：我觉得会带入一个新的领域，因为我知道“六大”都在蠢蠢欲动（美国的独立制片人公司超过3000家，但只有六家公司有全球发行渠道，号称“六大”），他们其实都在看《长城》，如果《长城》成了，我觉得后头会跟上，到那时候可能一个张艺谋不够。所以，这个前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其实《长城》成功与否，背后的意义大于电影本身。
《长城》这个系列还会开发下去，按照好莱坞的习惯，差不多长二、长三、长四、长五、长六……一直拍到这个题材用干为止。
所以，这个系列IP的长度就是15年，这15年下来，培养起来的《长城》粉丝就数以亿计了，到那时候，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，他们会深深地爱上《长城》。这个就很厉害了，这个影响力就是对世界讲出中国故事。所以我说，这次终于轮到我们的怪兽威胁世界安全了，终于轮到我们的英雄拯救世界了。
“我对得起我这个工匠的手艺”
问：有篇报道说你在拍《活着》的时候曾经梦到自己在KTV遭遇袭击了。后来，它引申到了孤独上，因为有孤独才能思考，才能有冲劲去好莱坞拍《长城》。
张艺谋：那是传说。如果我们说到国内的舆情、环境，有时候是很苛刻、很求全责备的一种氛围。所谓的孤独也好，孤胆英雄也罢，没有人愿意保持这样一个姿态。就创作而言，我认为首先要自信。你自信了，你所做的文化产品也会有自信。因为你能坚持自己要做的东西，你坚持它是对的。
我这几十年收获了多少骂声？如果我被说晕了，哪里有自信？我哪里可以把事情做好？奥运会也做不好，G20也做不好，《长城》也做不好，对吧？因为你是混乱的，你没有自己的标准，你没有自己认为自己做得对。想讨好所有人，想讨好某些舆论环境，是会造成混乱的。
我做这件事（拍摄《长城》）已经尽了最大努力，已经做到了最好。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自己对得起自己，我对得起我这个工匠的手艺。
我常开玩笑说，电影导演不是高人一等的职业，是因为电影它了不起，它有这么大的传播量，所以大家对导演有点肃然。我认为我们跟木匠没什么区别。木匠一辈子如果就做柜子，几十年做柜子到最后传世，就是工匠精神。电影导演动不动就被搁到风口浪尖上，好像是名利场一样，那是因为电影这个艺术传播的形式造成的，你自己没有任何了不起，你自己没有任何似乎是超天才的功能，你和木匠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手艺人。
手艺人就要讲工匠精神，你不用低看自己，但你更不能没完没了地高看自己，你就应该以一个工匠的心态做好自己的事。有这种自信，不管舆论环境怎样，你都不会动作失常。
尽管我的有些电影被大家骂得体无完肤，但我自己非常清楚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我的自省、自审，其实远远比舆论环境更苛刻。我当然知道错误犯在哪里，下次不要这样做就行了。所以你不要被舆论环境一骂就晕了，甚至完全垮了，崩溃了，那样你谈不上任何东西！
保持一个平常心，但这个平常心还要坚定，还要坚持！哪里有完美？哪里有天才？哪里有一部电影是让所有人说好的？从来没有，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。
“不能站在一个文艺片的角度去评价《长城》”
问：你拍《活着》那类电影时，展现的多是中国当年比较昏暗的一面。现在你又承担了一个新的责任，去传播好比较正向的文化，这种转变让很多人大呼看不懂你。
张艺谋：你不能说《活着》传播了不太好的东西，我认为它是一个历史条件下的故事，我们永远是在讲人的故事，无非是把人放到一个环境背景下。《活着》那段环境背景是跌宕起伏的，是在大时代的一股洪流和变迁中的人的命运。这是一个悲剧题材的故事。
打怪兽则是很简单的英雄主义，相对来说要比悲剧情怀的东西简单、明确。英雄主义的东西当然没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深刻，但它就是干净利落。两者类型不同，没有什么可比性，拿《活着》的深刻来要求《长城》当然不行，拿《长城》的娱乐性去要求《活着》也不行。
问：有人说，张艺谋开始拍爆米花电影了，《长城》这种大片绝对达不到《活着》《归来》的深度。
张艺谋：它实际上是不同的尺子。这一点其实我一直强调，但我们国内的评论始终是故意混淆，常常不分电影类型。
我们对电影的评论是一定要有一个内行的眼光。这个内行的眼光其实也不复杂，就是一定要分着类型去评价这些东西，比如说你评价《长城》，你就要在好莱坞的工业体制上的标准产品、在这个大片的类型上去评价它，看它有没有特色、故事讲得怎么样、有没有意思、视觉上有没有特点等等。
你不能站在一个文艺片的角度去评价它的深刻度、复杂度以及历史意义，不能用文化上非常复杂和晦涩的这些命题去评价它、要求它。你用娱乐性要求《三峡好人》肯定也是不对的。只要分了类型进行评论，你说的话，导演是绝对听得进去的，苦口良药嘛。
但实际上，我们常常是故意混淆类型，这个电影的重点不是那个，他专说那个，然后一棒子打死，求全责备，严厉批判。对中国人、中国自己的电影，永远残酷打击，永远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。
我们的标准里外还是分着的，我早就感觉到了。举例来说，侯孝贤是我老朋友了，可是《刺客聂隐娘》如果是我拍的，你放心，骂死你。
问：既能拍文艺，又能拍爆米花，你心态挺年轻的。
张艺谋：当然，这是哥斯拉、大白鲨啊。我自己也喜欢这种，看着很简单，也很过瘾。
不过，我现在拍这个大片已经有人在批评我了。批评我现在今不如昔了，就拍这些东西，不拍《活着》和《秋菊打官司》了。
我现在是两条腿走路嘛，这样走空间会大一点。一方面拍文艺片，一方面也去拍大片，要锻炼自己嘛，要学习。你不要厚此薄彼，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