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常荣幸台湾大学邀请我演讲。
万达集团成立于1988年,是中国比较早的民营企业。万达现有四个产业:一是不动产,包括商业中心、酒店等;二是文化产业,万达文化产业是大文化概念,包括娱乐、旅游和体育等行业;三是金融;四是电子商务。万达不动产规模已做到全球行业第一;万达是世界最大的五星级酒店业主;万达占据全球电影票房收入的10%,是世界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商;万达文化集团在中国遥遥领先,是中国最大的文化企业。截至2014年,万达集团总资产5341亿人民币,收入2425亿人民币,各项指标在中国民营企业名列前茅。尽管企业规模大,但万达已连续9年保持每年环比30%以上的增长。我给万达提出一个“2211计划”:2020年,万达要做到总资产2000亿美元,市值2000亿美元,收入1000亿美元,净利润100亿美元。
万达发展近30年,有很多管理经验和体会可以分享。但今天在座的是台湾大学生,你们读完书后面临创业,所以我就讲讲我创业初期的故事和体会。
一、勇敢辞官经商
我15岁当兵,那个年代大陆有个“上山下乡”运动,如果不当兵,只能当农民,比较起来当兵可能好些,我就选择了当兵。我从军17年,做到团职干部,然后转业到地方政府,当了两年区政府办公室主任,职务相当于县级。我的前两段人生都还算成功:从军做到团级职务时,我不到30岁,是几十万人的部队中最年轻的干部之一。之所以选择转业,因为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,中国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“百万大裁军”,我觉得今后国家方向是搞经济建设,所以回到地方,很快就做到区政府办公室主任。1988年我毅然辞官经商,主要有两个原因。
一是受当时经商热潮的影响。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,中国大陆出现一股经商热潮,很多人辞去原职“下海”。国家也出台了优厚的鼓励经商政策,比如说官员经商最长可停薪留职5年,也就是说干5年不成功,回来还可以官复原职。现在看来不可思议,但当时中国大陆经济欠发达,为了鼓励更多人经商,创造商品社会,国家出台很多激励政策。这种情况下,有些人胆子大,就跨出经商这一步。比如联想控股的董事长柳传志先生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,下海了;我是机关正处干部,下海了;马云先生当时是大学讲师,也下海了。如果没有这股热潮,今天中国不会有这一批优秀企业家。
二是为了改善个人生活。我下海经商是为了生活过得更好些,那个年代中国有句口号叫“争当万元户”,有一万块钱就算富裕。我就想,别人都能当万元户,凭我的能力应该不止万元户,我给自己初步定了个目标是亿元户。
二、创业初期的艰难
1988年我下海经商,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公司注册。选择什么行业?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商品房概念,城市里的房子都是分配,只深圳、广州刚有点苗头。我看准中国房地产会走向市场化,决定注册成立房地产公司。当时注册房地产公司最少要100万人民币,那时哪有这么多钱。我向一家国有公司提出借100万,对方说借可以,但要有担保单位,借款利率每年25%,5年还清。我找到区政府的财政部门做担保,这个部门也够狠,担保条件是先拿走50万,给我只剩下50万。要是一般人,这种情况下肯定就不干了,但我想,起码拿到营业执照了,还有50万,可以想办法做点生意。
当时创业条件不像现在。去年万达推出一个“支持大学生创业计划”,每年支持100个大学生,给每人借款不超过50万元,没有利息,但要求三年还本。还给他们提供万达广场商铺做创业基地,配两个指导老师。如果当年我也有这样的支持,也许万达现在不是5000亿,而是过万亿了。
第二个难关是拿不到项目。万达创业时大陆还是计划经济,开发项目不是说有钱就行,还要有“计划指标”。计划指标由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达,企业必须拿到指标才能干项目。万达是民营企业,没有指标,我就找到在国有公司当领导的一个老战友,向他们公司“借”一点指标,其实是买指标,需要付费用,这样获得几万平米指标。有了指标也不是马上能开发,还要有项目。我去找市领导、找规划局,左一遍、右一遍,不知道跑了多少遍,谁也不愿意理。后来市领导被我找烦了,就说:“你不是想开发吗?把市政府北侧那块地给你干。”当时大连市政府办公楼是日本人留下的老建筑,前面有很大的绿化广场,非常气派。它的北侧是日本占领时期中国人的居住区,都是破旧的老房子,各种设施非常差,一百多户人共用一个水龙头,共用一个厕所,市政府认为有碍观瞻,一直想改造。之前找过市里三家国有房地产公司,谁也不愿干,看到我来找,就把这块地让我们开发。我们进去调查后发现,这个项目拆迁改造的成本要1200块钱一平米,而当时大连市最好的房子只能卖1100块钱一平米,怎么算都是亏本,公司很多同事反对干这个项目。当时我们的名字还不叫万达,叫“西岗开发公司”,我就说了一句名言:“开发开发,只有开才能发,开都不敢开怎么能发呢?”大家都说赔钱,那房子卖1500块一平米不就赚钱了吗?咱们就研究怎么赚钱的办法。我们开动脑筋,推出几条创新:
第一,当时房子没有明厅,过道进去就是几间卧室,我们每套房做一个明厅;第二,当时房子一般没有卫生间,县处级以上干部住房才允许配卫生间,我们不管那一套,每户都配卫生间;第三,当时房子都是木头窗,透光度不好,我们全部换成铝合金窗;第四,每户安一扇防盗门。简单几点创新,房子推出后,均价卖到1580块每平米,1000多套房子一个月一扫光。这一单让我们赚到近1000万元,掘到第一桶金。而且万达成为中国第一个进行旧城改造的公司,企业找到盈利模式,在大连打开局面。
公司发展初期最缺的是钱,民营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到现在都没解决,那时贷款就更难了。1992年底我接手大连西岗区新开路项目,这个项目市政府、区政府联手干了一半,觉得费劲,不愿意干了,硬转给我们。接手时我信心满满,没想到协议刚签完,1993年初就遇到全国“治理整顿”,相当于现在的“宏观调控”,房地产贷款全停。启动项目需要一笔2000万的贷款,我们有土地做抵押,所有手续都健全,但找了几十家银行,没一家愿意贷款。由于项目是政府转给万达,他们觉得对不住,市政府专门开会,指定一家国有银行贷2000万给我们做启动资金。这家银行表面答应,但我去找行长,前前后后找了50多次都见不着人,每次都躲猫猫。有时候我前门进,他从后门就走了;有时候在走廊里堵着他,他说“你下周二来吧”,等下周二去,他又出差了;有时候我在他办公室外的走廊一站就是一整天,银行八点半上班,我就八点去,站到下班他也不出来。究竟行长来了没来?在还是不在?我不知道,也没人愿意告诉我信息。他要说不给贷款,可能逼着我想别的办法;他不说不给我,我又找不着他。站在走廊那种耻辱的感觉,我觉得太卑贱了。
除了这家银行,我还找了另外一家银行,行长态度倒是不错,但就是不给贷款。为了堵到他,我曾经跟一个哥们,两人开车到他家楼下蹲了一个晚上。深秋晚上很凉,我俩就开动发动机暖和一会儿,为了省点油,过一会儿再关掉,一直等到早上也没见人。第二天晚上我说再去,我的哥们觉得太丢脸,无论如何不去了。我独自又去待了一个晚上,就是见不着人。其实不是找不着,是他不愿意见,因为万达是民营企业,那时民营企业还不像今天有些地位,他觉得贷款给民营企业风险大,不敢贷给我们。
在跑了多少趟都找不到贷款的情况下,有人给我出了一个主意,发一个股票权证,期限两年,每年承诺回报20%。我觉得这招挺好,那时管理不像现在规范,没有规定不让干,于是发了1.2亿元的股票权证,没想到推出后一抢而光。我们靠这些钱启动拆迁,解决了项目难题,把万达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拯救回来。
我接这个项目可以说追悔莫及,本来不想干,后来市、区领导请我吃饭,我一激动,觉得领导这么看得起我,得帮一把,就接了过来。没想背了一个大包袱,把我憋得够呛。1993年初,我九天九夜没睡着觉,吃安眠药、打针都不管用,后期整个人都有点精神恍惚。第十天早上正开着会,“咣当”一下昏迷在地。公司紧急把我送到北京,找了一个比较好的医院治疗。我至今记得给我看病的神经内科主任,姓李,是个老太太,一见我面就说,“小伙子,没事,今晚就让你睡着。”我说,“你这么大本事?”她说,“放心吧,我们高得很。”就给我吃了些药,可能心理作用,医院里也安静,我当天就睡着觉了,两三天啥事没有就回来了。
创业初期艰难的事还有很多,我只举这一个例子。
三、用创新解决困难
创业初期困难这么多,怎么解决?就是靠创新。
第一个创新是旧城改造。从大连北京街小区开始,我们创造了旧城改造模式。旧城改造别人不敢干我们敢干,政府愿意把项目给我们。没有资金,我们就想办法在民间融资,这样左一片右一片在大连搞开了。现在看这些都是小儿科,但当时都是很胆大的创新行为,解决了第一阶段发展的困难。
第二个创新是全国发展。90年代初期,万达旧城改造已做得不错,每年十几亿的销售收入,占到大连房地产市场的三分之一,但销售额连续两年涨不上去,成长碰到天花板。为了做大规模,我决定走出大连到全国发展。第一站选择广州,为什么是广州?因为90年代初期的广东,对全国来讲是很了不起的地方,当时有一句名言:东西南北中,发财到广东。就是说赚钱最好去广东,那时候会讲粤语就觉得很牛。去了广州才知道,民营企业不能跨区域办营业执照。中国民营企业从夹缝中一步步走到现在相当不易,截至2014年,民营经济占中国GDP的60%以上,就业人数占全国的87%;科技创新75%是民营企业贡献。现在什么都对民营企业开放,那时不像现在,到处都是障碍。办不了执照,我就想了一个办法,